一个深爱曼城的绿洲粉，近期墙
头三井寿
【翻译】Ride重组：‘更多乐队的成员应将彼此揍得满地找牙一会儿’
（写在文前的话：萌南极CP的后果就是什么都得自己动手……我为了推动基友写文也是拼/(ㄒoㄒ)/~~以及除了第一张图是原文就有的，其他的图是我自己配的【划掉】以便更好的卖安利（然并卵）【划掉】）
原文地址：https://www.theguardian.com/music/2015/apr/16/ride-reunion-more-bands-should-beat-the-crap-out-of-each-other-for-a-while?CMP=ema_630
提要：这些来自牛津的自赏派开拓者回望他们晕眩的崛起，凌乱的分离和令人惊讶的和解，至少一个成员从全日性工作者转变为音乐节的领衔出演者。
“我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什么意思？你在说什么？”在牛津，一个飘着絮雨的公假日里，Andy Bell将厚夹克的拉链拉到下巴处，回忆起Ride解散的瞬间。
1996年，在即将发行他们第四张专辑《Tarantula》时，乐队成员聚在他们经纪人的家中开会，商量接下来的宣传活动和业务决策，并准备在大量合约上签名。只是出乎意料地，Ride的主唱，Mark Gardener，拒绝在任何一份合约上签字。“然后一切就那样发生了，”Bell继续说道，“他签了另外一份合约，有了另一个经纪人，组了另一个乐队，准备离开英国去纽约。都结束了，在两分钟内。”
Ride于1988年在牛津组建,乐队由四个亲密的朋友组成——Bell，Gardener，鼓手Laurence“Loz”Collbert和贝斯手Steve Queralt，他们的音乐以音调优美而扭曲的音墙为特征，一种在后来被贴上“自赏派”（这一评价在那时可令他们不怎么高兴）标签的风格。他们崛起的很快：在与膨胀的失败者the Soup Dragons一起巡演之前，他们就有少量的现场表演，并且先于Oasis同Creation records在1989年签约。随之而来的是如潮的好评，Peel sessions【译注：BBC 1台的一档音乐节目】的通告，排名前十的单曲和世界巡演。他们在1990年发行专辑《Nowhere》，1992年发行《GoingBlank Again》,并在1994年发行《Carnival of Light》，这之后是不幸的《Tarantula》的发行和乐队随后的终结。
这个下午，我们来到位于牛津市考利路的O2剧院的后台，这里有着那些Ride早期表演的场景，让人感到恍若隔世。如今，它是这支乐队为他们20年后的首演预演的场所，在即将到来的大型演出前的一个小热身：Coachella音乐节，Primavera and Field Day音乐节，以及在英国、欧洲和美国的一连串的演出。这些表演是这重大的重聚时刻中最让人期待的部分之一。
Ride在去年11月用一纸新闻通稿宣告了他们的回归，在这篇通稿里，包括了两段引语——第一条，来自DavidCrosby：“你的第一支乐队就像你的初恋一般，你永远忘不了它，而且你永远不会在别的乐队感受到同样的东西。”第二条则显得更出人意料一些，它出自法国经济学家Jacques Attali:“正如我们身处的环境里的噪音能被解读为生命的代码一样，这样的关系也存在于人类之间。喧嚣的杂音，美妙的旋律，不和谐或协调的音符；当它们被人们用特定的工具塑造起来，当它们涌入人类的时代，当它变成声音，噪音便是意志和力量的来源，如梦一般——这就是音乐。”对Ride而言，属于它的喧嚣始于1988年的班伯里艺术学院。在那里，在中学时已是密友的Gardener和Bell，认识了Colbert，他们和校友Queralt一起，决定组建一个乐队。
他们那时，Queralt回忆道，“沉迷于音乐——听，弹奏，买吉他，那是100%的音乐。”后来，一名单身汉，他是当地Our Price【 译注：在英国和爱尔兰的唱片连锁店】的常客，为这支乐队提供最新的唱片。“我们的音乐被深入研究过，”Bell说。“所有人都谈及the Valentines, House of Love,Loop, Spacemen 3对我们的影响，但其实我们也受the Darling Buds、the Flatmates、Felt、CocteauTwins以及Sonic Youth的早期作品的影响。John Peel所播放的一切，以及the Wedding Present在那时都是我们的最爱之一。我们的音乐中有着太多的元素了。”
乐队还在艺术中汲取养分。“我们的音乐所连接的是一种表现主义的艺术，”Colbert解释说。乐队成员喜欢Rothko【译注：犹太籍，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画家】的作品,他说，“因为里面充斥着荒凉，古怪的温暖，存在主义的天真，而这就是‘无名之地（Nowhere）’”。他们还喜欢Pollock【译注：美国抽象表现主义先驱】“那些行动绘画（action paintings）【译注：绘画方式，指把画布铺在地上，拎着颜料桶，拿着大刷子在画布上滴来滴去甚至随意泼洒】，那种洗刷方式，充斥着对过往技术或形式的不敬。”在De Kooning【译注：荷兰籍美国画家，抽象表现主义的灵魂人物之一，新行动画派的大师之一】的作品中他们领会到“表现主义艺术家工作的概念，是在他们看到或感受到什么时先把它放下，之后，如果有必要的话，再去思考它。以及他们并不害怕抽象的概念。而噪音是抽象的。”
对Gardener来说，音乐很快就取代视觉上的艺术成为更优先的东西。“在我们学院很美好的一点是，导师将音乐看得很严肃，而他们是最早这样对我们说的人：‘好吧小伙子们，这些并不在教学大纲上，但你们正在发现属于自己的艺术，这是很棒的事。’”他们做了两三次现场表演：在一次学期末的演出后，他们的一位朋友向他们保证他们的歌听起来“绝对可怕”，随后是在Jericho Tavern【译注：牛津市杰利科区的一个音乐俱乐部】的暖场表演。“那势不可挡的感觉是恐怖的。”Gardener回忆。
“而我们处理这一切的方式只是弹奏得更加狂暴来让所有事变得好起来，”Colbert补充说。“你只是不得不继续创造大量的噪音，然后突然，你变得无所畏惧。”
他们的经纪人把样带寄给了华纳，仅仅数周之后，唱片公司就“来接我们出去去吃饭，希望签下我们，”Gardener回忆说。
四名成员都谈到了他们崛起时那坚决的速度。“我认为第一次演出就像一场大轰炸一般，随后世界开始变得广阔起来，”Colbert这样描述道。“我甚至不知道我们是否有时间去考虑失败。所有的一切都发展的太快了，这就像一股棒透了的浪潮席卷我们前进一般。所以我们一直在向那些无人之域进发，我们只是向某些东西飞奔而去，但我们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直到数年之后，当我们开始录制另一张专辑时，这种状态才不复存在，我们开始担心这张专辑在乐迷那的反应，那时候我们突然开始想：‘如果人们不喜欢它怎么办？’对我们来说，这种心态在此之前从未有过。”
这张专辑就是乐队的第三张专辑：《Carnival of Light》,一张开启了他们的毁灭之路的，与他们之前的作品完全不同的唱片。“在做第三张专辑之前，”Bell回忆，“我们某种程度上是活在一种充满自我幻想的状态中：‘不如我们去Manor【注：牛津郡的一个带传奇性的录音棚】呆一个月然后就跳到湖里？给我JohnLeckie【译注：英国知名的音乐制作人】！带我登上王座！’我们那时感觉自己走在拥有一个帝国的途中。”
他记得，乐队一度前往洛杉矶，明面上的理由是要让这张专辑得到进一步发展。“但当我们到那后就与Primal Scream开了持续一周的派对……那时候，所有的与摇滚有关的东西开始进入到我们的工作生活，我们已不在自己的原点。做一张专辑变成了这样的一件事：你实际上是在编造那些你能用你自己的方式讲述的故事，而不是，你知道的，只是致力于音乐。”
“这也是Andy和Mark开始带着那些差不多已完全成型的歌曲进入录音棚的时期，”Queralt补充说。最开始的两张专辑是乐队成员共同写就的——在卧室和排练场所，在路上和表演前的准备时间。“在做前两张专辑时，我不会去考虑贝斯和鼓要怎么弄，”Bell回忆说，“我认为每个人都可以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但后来，我们摒弃了所有早期的创作方式，开始变得更像一个典型的摇滚乐队，我那时会去想象着一些别的什么。我想无论是我还是Mark在这当中都是有罪的。”
此外Gardener和Bell那时还有着创作分歧；这种分歧变得如此剧烈以至于他们决定唯一的解决之道就是把他俩的歌分开，Gardener和Bell所创作的歌曲分别占据了那张专辑的两面【译注：在《Carnival of Light》中，Mark写的五首歌位于专辑A面，而Andy写的六首歌及另一首由Eddie Phillips和Bob Garner合作的歌曲放在专辑的B面】。现在提到这事，Bell笑了起来，并且显得有些羞怯。“这大概是解决争吵的最孩子气的方法了，”他说。
在他们录制《Tarantula》前的那个新年前夜，Gardener开了个派对。“有点像个小型晚会，”，Bell回忆说。“我们所有牛津的朋友都在那儿，气氛是如此的好，因为我们在1月2日就要去录音棚了，而我们那时在想：‘这将会很棒。’”
两天之后他们再聚在一起。“我们走进录音棚，但就是……有些东西不在那儿，”Bell说。“这就像，这四个家伙在那，他们的乐器都很合调，那些歌也足够好，但有一些别的什么不在那儿。”
Bell说自己用了一段时间才觉察到这种状况；他并没有真正停止对这张唱片的制作，直到Gardener离开乐队。“我想我曾认为这是一张很棒的专辑，直到乐队分崩离析。然后你再去回顾：‘让我们现在再听听这张专辑。’原来在你让它们真正显现出来之前，所有事早已深陷沟渠。”
当一个摇滚乐队解散，摆在眼前最困难的调整仅仅是如何回归到正常的生活：Colbert形容这种感觉介于退伍和退休之间。“我从那场会议中离开，基本上在震惊中回不过神来，”Bell回忆说。“我真的完全没想到这一切会发生，尽管事情似乎并没有多了不起，但对那时的我来说还是像：‘他妈的地狱，真屎，就这样，全完了。我在25岁就像被冲上岸上的死鱼一样了。’”那时候他确信他将会不得不去找一个有规律的工作，于是他做的第一个决定是去上驾驶课程。“之后我想通了，然后又开始写歌并组建了一个新的乐队。”在成为Oasis的贝斯手之前，Bell是Hurricane#1的领导者，之后他又成为了Beady Eye的吉他手。
Queralt在这期间习惯了在伦敦的家庭生活。“我变成某种意义上的家庭妇男，照看我年幼的儿子。”他说。“这耗费了我接下来的数年时间，随后是时候找一份工作了。”回到牛津，他的双亲默默地拆下了他们原本放在墙上的金唱片并把它放置于阁楼。
Colbert决定继续他的鼓手事业，并随后为改组后的Jesus and Mary Chain和Gaz Coombes工作，但在乐队呆了不长的时间后，他发现他开始对自己的演奏方式感到疑惑，于是他用了一年时间去学习打击乐和音乐理论。“之后我需要时间去思考，所以我去法国呆了5到6个月，带着成套的工具，每天花费八小时来练习，只是为了从深层次上找到正确的演奏方式和风格。”
巧合的是，Gardener在那时候也搬到了法国，他在一个谷仓里建起了工作室，致力于自己的音乐和为别人制作音乐。这次迁居，他承认，是逃离他在英国的生活的尝试。“那些有关Ride和Animalhouse（他在Ride之后的乐队）的过往，我因它们而枯竭。我的家那时就是一个夜店。我开始外出接受一些心理治疗，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但真正治愈我的，是来到这个法国的谷仓，用一把长柄大镰刀剪掉所有的荨麻，听Hans Zimmer的音乐，并向土地袒露真情。这让我感觉很好。”
“你终于可以终结对音乐的厌恶，”Colbert补充道。“这是一种情绪，我认为在离开乐队时它跟随着我们每一个人：这种感觉就是‘我再也不能忍受音乐了。’”但Colbert对音乐的激情同样在他停留在法国期间回来了。“我买了一个iPod，习惯在葡萄园中漫步，看季节变幻，听Sibelius的作品，这让我完全恢复了活力，回复到很不错的状态中。音乐是美妙的，它真的是一件很有力量的事，当你再次回归到音乐中时仿似被净化。你对所有伟大艺术再次表现出爱意。”尽管他们之间存在着分歧，但这四人在超过20年的时光里仍然是好友，尤其是Gardener和Bell，他们都乐意承认自己为乐队解散所应承担的责任，同时所有的乐队成员都领悟到，他们曾一起有过一段非凡的经历。“在那八年，我们一起在巡演过程中有了些许的成长。”Colbert说。
他们彼此偶尔会见个面。Colbert和Gardener一起做音乐，他们一度每周一次一起练习跆拳道。“这大体上是一件很棒的事，”Colbert说。“更多的乐队应该像那样做：戴上护具，在一定时间内毫不留情地狠揍对方。只要确保你们之间有一个安全词就行。”
差不多每年他们都会碰一次面，商讨完成乐队那些未竟之事——这聚会的成员也包括DaveNewton,他过去是乐队的经纪人，为这四个成员管理着财务和其他方面的工作。每次，有关重组的愿景都会被勾勒，但直到三年前这一愿景才变得真实起来。
“我感到有没完成的事，”Gardener说。“这种感觉开始变得越来越强烈。当然，也许是有事情触发了这种情绪，家人的离世，让你认识到时不待人，而你不愿意在你的余生一直这样思索：‘为什么没做过那些事？’”
Bell在Stone Rose的重组表演中感受到了鼓舞：“这就是纯粹的快乐，聆听那些我从未想过我还能再次听到的歌曲。”他说。当Beady Eye在去年宣告他们的解散，Ride的重组突然变得可行起来。
眼下，Queralt说，“一切突然变得非常真实。今天来到这儿，看着舞台搭建起来，我突然觉得非常紧张和焦虑。”对他而言，这种感觉大概比其他几人更为强烈，Ride的重组意味着生活在某种程度上的改变；而他毕竟是离开了他朝九晚五的工作回到乐队的。“对我而言，距离我上次还在台上的时光，已过去了20多个年头。”他说，看起来激动中带点不安。
对Gardener而言，再次站在他朋友身边弹奏绝对是一件乐事。“去年，当我们在讨论时，我们都把那段和《Going Blank Again》相关的时光选为我们全员最享受的日子，所有人真正在一起，而那正是我们想要找回的工作方式。尤其是如果，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会有更多的录制工作的话，那么那就是我们想要做音乐的方式，我们重建这一模式，并再次像那样工作。
在有过多年为别的乐队演奏的经历后，Colbert很渴望再次演绎Ride的歌曲。“这些歌与我们的生命相关。”他说，”它们是如此的私人化。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和Ride一起度过的时光，并不是简单的上台表演；这是你用自己的生命在表演，我不知道这一次它会变得如何，但它将会迸发出惊人的热情。因为这并不只是走上台为人群表演一些音乐而已。这关乎我们四人，关乎再次重聚后的我们。”
